“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战争和灾难，两个重似千钧的词语，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脊梁硬度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战略轰炸。一座鲜活的城就此满目疮痍。在那些令人震惊、愤怒的数字和描述里，既堆积着敌人的野蛮、残酷和疯狂，同时也记录了无数重庆同胞的尸骨、血泪和他们殊死抵抗、捍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
我们不难想象，这仅仅是中华儿女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所经历的重大磨难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史料所能铭记的沉痛背后作为个体的人的死与生；很难想象，在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极端恐惧之下，我们的同胞如何用生命描写“愈炸愈勇”的标语，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并向前线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力量；更难想象，时隔多年后，当受害者和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时，踏入的又是怎样一个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
小说开篇写道：“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这一序言，振聋发聩地向世人宣告，这是一部关乎国家民族脊梁硬度的分量之书。
《重庆之眼》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汇而成。一条线索是对历史上重庆大轰炸中灾难性事件的回望，包括“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等，三位主人公的命运纠葛沉浮于其中，人生际遇的悲情与豪迈尤其令人唏嘘喟叹。另一条线索则追光于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百折不回的尝试与努力中，呈现的是无所畏惧、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以及正义和正声对于弱化战争暴行、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行径的反思与痛斥。
一面是钩沉历史，另一面是审视现实、面向未来。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抗日战争中重庆大轰炸惨案震荡至今的全景式描写。小说一再提醒我们，尽管距离那样的时空已逝去70余年，硝烟已灭，哀号已寂，但历史并没有断绝，而是沿着苦难和希望栉风沐雨，持续前行着。我们此时此刻所缅怀的并非史书里遥遥相望、无可触及的对岸，我们所缅怀的恰恰是我们的来处，而整个民族的前途与方向，早已深刻地寓于其中。
《重庆之眼》以浓郁的爱国主义为底色。无论是赛龙舟、演话剧，还是大隧道惨案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小说中任何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结点上，作者所看重并着力表现的都不是愤懑悲伤，而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民族藐视一切苦难，在任何挫折和损毁面前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硬气与正气。小说里，无数凝结着民族血性和士气的细节，在救亡图存的集结号角下，从不同的角落喷涌而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紧咬的牙关和眼眶中因焦灼而近乎干涸的泪水。
敌机刚刚飞走不到半小时，消防队和防护团的人们还在救火、救伤员、拉尸体。有伤亡的家庭还在哭泣，幸存的店铺就已摆出热气腾腾的稀饭、小面、抄手。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人们，该做啥子还做啥子。街灯炸坏了，临街的住户就将一盏盏煤气灯摆在门口，为行人照路。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齐泽克关于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时的描述：迪斯科舞厅还在正常营业，尽管能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去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脚步，因为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相比之下，小说中的人们无疑走得更远——无论是世代居于山城，还是被密布的战云驱逐至此，在面对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他们的所思所想几乎一致：不仅要生存，更要生活，不仅要活得勇敢，更要活出体面和尊严。于是在龙舟赛上，赵五爷迎着炸弹以旗为枪；剧院被炸没了，演员们就在一旁的简易舞台上继续念唱；敌机轰炸过后，阔太太们从防空洞里袅袅走出，戏哂道：“女人家的牌局也来炸，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我们深深知道，永远没人能喊得回那些在龙舟上奋力划桨的远去背影，有些幽默的话也只有在当时的情境中才说得出、读得懂。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结结实实地生长出了被战争和灾难包围着的城与人，生长出了生命的坚韧和一个民族的气概与风范。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与史实层面的因果链条或内在规律无关，而是被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种对于希望必将战胜阴霾的磐石般的信仰所标识。在这里，义无反顾、胸有成竹的，并非结局，而是人心。
谈到《重庆之眼》的硬与正，不能不谈到它的英雄情结。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关乎一个民族对于崇高、对于善和美最深沉、最有力的想象和创造。
《重庆之眼》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所呈现的英雄正义，并未单纯停留在杀敌报国、“革命加爱情”的层面上，而是将英雄的形象与鲜活的生命感和人情味紧密贴合在一起，将对英雄的崇敬和抒写，坐实在了人性的丰富面向和人心的细致纹理中。
小说中的战斗英雄刘云翔，既是大时代里披荆斩棘的英雄，也是在个体生命中有所持守的英雄。在他身上，既有为国捐躯、挥洒热血的豪情和理想，也有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单纯和热望。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驾驶战机奋勇杀敌；面对心上人的召唤，他宁愿孤身一人，也绝不玷污对方的婚姻；待到沧桑过后一切归于平寂时，他选择在最简朴的生活中与昔日两位老友继续守望相助。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武青年形象，与固执、坚持又默默无言的苍老的背影交叠在一起，使得整部小说的英雄抒写拥有了更加动人、更为持久的支撑性力量。
与之相比，略微矮小、更加文气的邓子儒又何尝不是英雄？当他在龙舟赛上、在日机的嘶吼中一掌一掌击打大地，呼唤“雄起啊五爷”；当他从大隧道中踉踉跄跄背回刘云翔的半条命；当他以重庆大轰炸“百科全书”的身份主持原告团的上诉事务；当他的遗像被妻子和老友抬进东京的法庭……这样的身影同样伟岸，同样屹立于天地之间。
文化抗战，是作者在整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关切的部分。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到过如此惨烈的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范稳将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篇幅献给了文学艺术界的文人雅聚，以及重庆在抗战时期著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搭建临时剧台，蔺佩瑶在剧院周边被炸垮的民居里寻找道具。她来到一栋烧得只有几根立柱的破房子前，“看到一个烫了发穿着旗袍的小姐，正在一个还剩下半边玻璃的穿衣镜前描眉、扑粉”，而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具尸体躺在门板上。小姐说：“国泰剧院炸了倒好，我们大家可以露天看话剧了。昨天我一直等在外面呢。”这是一个呐喊的时代，有太多屈辱和忧愤需要宣泄，有太多麻木的灵魂需要唤醒。正因为有了对理想和价值的坚定信念与信仰，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才甘愿从血泊中起身，以生命为代价，让鲜血重新滴洒在话剧舞台上。
小说中曾提到“士气”与“士心”。“士心”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报效国家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士气”。正所谓“士气”不倒，民心从之，即便“未必能胜”，也要拼死一博。这样的表述放在今天，说的就是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力量。在抵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即便国破，即便家亡，只要文化不被征服，一个民族就能够从根本上、从最深处继续获得精神的指引和滋养，从情感上、从心灵上继续拥有团结起来的信心和能量。
在诸多抗战题材的小说中，针对极为严重的蒙难受害的大事件，“我们从始至终没有集中叙写出哪怕是其中一个、且足以配得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尊严的杰作”（《人民文学》卷首语），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叙事里，若想越过民间传奇、个人欲望、解构戏说等，再寻求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常常是所获无几。
无论以上述哪种情况为背景，《重庆之眼》都可以称为当前文学创作中重大题材的新收获，是对中国故事的描述和叙写中涌现出的新的精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正真看到了追求民族士气与体面的文学境界，始终是值得赞美和崇尚的境界，看到了在一条充满正气和正声的道路上，仍然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边的风景。作者在作品中铺陈开来的浓浓的爱国热忱，以对和平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为深厚根基，这就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中剔除了出去，充足表现出一位对历史、对现实、对写作持有郑重态度的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写作者向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不断探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属于中国的文学智慧的愿望和努力。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一如当你爱上一个人，就想为他（她）写一首诗一样。
36年前，我开始在重庆的求学生活，那一年我18岁。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远走云南。到2014年春天，我为我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吾血吾土》到重庆做最后的补充采访，在不经意间了解到重庆的抗战历史背景和文化。那时有那么多的大师巨匠在抗战时期都聚居在重庆，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林语堂、夏衍、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洪深、金山、白杨、秦怡……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以舞台上的演出宣传抗战、弘扬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文化抗战，正是我想在表现抗战的书写中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国土可以丧失，军事可以失利，士兵和百姓可以牺牲，但我们的文化从不曾被征服，也永远不可能被侵略者征服。
2015年，我几乎移师重庆。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我要重新接上地气，重新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尤其是，要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始自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细菌试验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20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争责任的政府。战争索赔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法律问题，可对一个战争受害者来说，却只是讨个说法这样简单的道义问题。在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们的接触中，我才慢慢地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着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和平有什么保障呢？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普通的大轰炸受害者，绝对想不到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与索赔会牵涉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搏弈，并且这种博弈从二战甫一结束就开始了。在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军事庇护下，日本成为“最好的战败者”。但这种“好”只是对西方世界而言，对日本战后的恢复重建而言。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好”。
实际上，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尽管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命赴黄泉，尽管所有的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人们没放弃。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
这是一个民族的正义行动，是一座城市的声音跨越了国界的呐喊，是一个个普通平凡的中国人自觉肩负起来的民族尊严和世界正义。它和重庆人当年在大轰炸下仍然坚持话剧演出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气质是一脉相连的。这样一群肩担道义的人，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正如其中一个人说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
我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为这些证人与证言留下鲜活形象的注脚。在真实宏大的历史和超乎想象的人生命运面前，一个作家可能只配当一个注释者。我近些年来致力于抗战历史的书写，总是在历史老人白发苍苍的微弱光芒中寻找前行的道路。这光芒在纷繁的尘世中若隐若现，在典籍的书堆里如火种般坚韧而温暖。历史老人在山城的浓雾中冷笑叹息，皓首白头、创伤犹在的大轰炸经历者在沉重不堪的回忆中悲伤哭泣。如果抛开身边繁花似锦的升平景象，你会发现，战争的创伤还在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隐隐作痛，幸存的战争受害者还在某个黑夜的孤灯下独自垂泪。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在重庆这座以火锅闻名的城市里，我的激情一次一次地被激活，仿佛每一个细胞都膨胀沸腾起来了。
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倔强的城市致敬的小说，是向一段不屈的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当然，一个小说家总是要写爱情的，我还想通过本书，向不平凡的岁月中一场伟大的爱情致敬。
